诸扬荣
清代常德城区图（武陵区党史办提供）
解放前，常德城有句民谣:东门的“朵子”，西门的“顶子”，南门的“痞子”，北门的“婊子”。这虽然概括得不够全面，但反映了这四个区域的基本特色。先从东门说起。
早在600年前，东门城外就建有清真古寺，后来又建有清真东寺、清真女寺。东门还有条回回街，后更名为民族街。由于回民称朋友为“朵士悌”，对不喜欢的人称“朵士蛮”（音译），故“朵子”之称便流传开来。也就是说东门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和维吾尔族人多，通称为回民。明初，哈勒·八士率部征蛮有功，被赐姓翦，官衙就在现东门的贺八巷，“贺八”乃“哈八”之谐称也。其部族虽被赐居桃源枫树一带，而后裔的相当一部分，仍聚居在常德东门城内外，他们多以经营牛羊屠宰业为主，后逐步扩展到牛肉熟食餐饮业。解放前，东门就有“文记大饭店”、“东和居包子铺”、“黄珍记米粉坊”等十数家“回族”馆，还有经营以牛副产品为原料的牛皮制革、牛骨熬胶、牛油制肥皂、牛角制纽扣等民间作坊。由牛皮革再加工制成的皮箱、皮包、皮鞋、皮带等手工业和回民餐饮业，还在城内闹市占据了地盘。以上营生虽是属于原始型和传统型的，但生意却十分看好。回民们安居乐业，与汉人和谐相处。但由于东门二铺街处地势低洼，沅水上涨时，从打铁街、水巷口等处溢流向沙河一带，因而回民聚居地经常遭受水患侵扰；非凡是1931年暴雨经旬，东门一带酿罹巨灾，回民漂溺无数。民国26年，常澧专署专员丰悌主持将东门双层城门改为单层城门，并从城门口到水巷口修筑了440米长的新堤，后被称为“丰公堤”。
解放初期，人民政府又在这里建了排水闸（即现在的东门南碈）此后，东门堤内的城门口、二铺街、三铺街等闹市区，便无水可进了，聚居在东门沙河口一带的回民骤增至4000千多人。他们还创建了自己的回民学校，如“务本小学”、“清真小学”（即现在的东升小学），“朵子”经济又红火起来。清末民初，西班牙传教士到东门外水府庙设立了“福音堂”（现芷园宾馆），还有慈善堂，育婴堂等宗教、慈善机构相继建成。1898年（光绪二十四年）美国传教士罗感恩来东门五铺街创建天主教“约翰堂”，由于他与同来的妻子原是医护人员，并携带有听诊器、显微镜等当时属于先进的医疗设备。于是，夫妇俩就在这里开设了广济诊所，1915年更名为广德医院（现市一医院前身），罗感恩为首任院长。因此，东门称“朵子”，既反映了回民聚居地这个特征，又展现了东门的民族宗教文化和慈善文化的独有特色。
古城区在现在城区中的比例（黑线框内为古城区）
西门的“顶子”之称，也是有根有据的。顶子即官帽，清朝的顶带花瓴是官吏品级的标记。大西门、小西门一带学堂多，读书人多，当官的也就多。过去的府学、文庙、文昌阁都设在西门（现育英小学），临江还筑有笔架城，这是祭奠孔子的地方，也象征着古城文运昌盛、文人辈出之景况。晚清时废科举、创新学，西门的官学、民学和师范学堂相继创立，如前有隽新、翰文中学、后有白云、春芳中学等。1907年熊希龄还在大西门育婴堂创办了蒙养园，1937年教育家龙湛岑为纪念宋教仁又创办一所“渔父中学”（现市五中）。丁玲之母蒋余胜眉也在杨家牌坊创办了女子工读互助团，这是专为妇女创办的半工半读职业学校。由于西门一带儒风盛行，教育发达，书声朗朗，史志称这里是“无三、五里不闻弦歌者……”。在封建科举制度下学而优则仕，因而西门数百年来出了不少官吏，明万历年间，太常寺卿龙膺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，他还著有《九芝堂》、《纶隐文集》及《金门记》、《兰桥记》等剧作留传于世。西门还出了明末内阁首辅杨嗣昌，并以他为代表的文人群体，两百多年中杨氏家族就出了10个进士，12个举人，180余名贡、禀、庠生。西门久负盛名的杨家牌坊，便是清乾隆年间为杨嗣昌之媳袁恭人所立的贞节牌坊。后来杨嗣昌的曾孙杨绪，曾任翰林院编修，杨嗣昌之玄孙杨超曾，又当过刑部、吏部尚书及两江总督。后住杨家牌坊的陈启迈，清道光年间入选翰林院庶吉士，官至江西巡抚，去官后回常德潜心执教。清初官至礼部尚书的胡统虞，也是出自西门的学子，其后代胡善恒，清末留日时加入同盟会，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计长，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的财经委员。
由于西门一带“顶子多”，这里修建的府弟衙门也不少，而且大都是富丽堂皇的窨子屋。红黑漆的盘钉大门，门上虎口门扣，门前石狮耸立，甚是庄重厉穆。这里街道整洁，出入行人多着长袍马褂，戴瓜皮帽或大礼帽、斯文有礼。多年来，西门一直是礼仪学教之风盛行的地方，至今高等学府和教育基地仍在西门一带。
南门的“痞子”一说，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，由于常德是云贵咽喉，湘西门户，过去通商完全靠水路运输，而常德的南门（含上南门、下南门）正好临江设铺，故成了繁华热闹的口岸，是当时常德经济最发达的商业中心区。据“府志”记载：当时“大江啮城，船舻帆楫相上下。商贾所集，百货辏集。人语欢声，辄喧午夜……”清光绪年间，常德被辟为通商口岸，为倾销商品和搜购廉价原料，上自黔、蜀，下至江、浙、鄂之商贾毕至。这时，常德已有轮船、汽艇往来于长沙、汉口。城内已有邮政、电报、电灯、电话等现代设施出现。南门一带水面上停泊的船只、簰筏连成一片，临江开设的花行、油行、药行、山货行、陶瓷行、水果行等鳞次栉比。船只进出，货物吞吐，煞是热闹。这样，南门这个红绿码头，就有三教九流及红帮、青帮、汉流、哥佬会等团伙以及地痞流氓混迹其间，也就有了帮会头子、码头霸主的出现，人们便把这些人称之为“痞子”。解放前，下南门码头一霸是苏春成，商界一霸是姚吉阶，他们手下拥有不少打手，在南门外东起三官殿，西至麻阳街一带呼风唤雨，强征暴敛，作恶多端。抗日战争前，下南门外小河沿还建有一栋高楼，由红帮头子把持的帮会总部，名为“鸳鸯走马楼”。虽是全木质结构的四层楼，但气势恢宏，颇为壮观。楼内还设有酒家、旅馆和戏院，来往帮会人物接上暗号后，即可免费吃住，还可临时召来娼妓玩乐，走时还打发盘缠。此楼后被焚毁。解放后，常德陆路交通迅速发展，水路运输已趋落后，为修建防洪大堤，临江的商铺均已拆迁，红绿码头已为大型文化工程——中国常德诗墙所替代。但商业步行街、金钻广场仍雄居南门。
解放前，北门的“婊子”多，这是百年的历史变迁和腐朽社会制度的产物。早在600多年前，明弘治四年，宪宗十三子朱祐枢被封荣王，赐居常德，就在北门（现市一中旁）修建了荣王府。他外修王城，内设王宫，召养宫娥彩女无数，极尽奢华。（德山尚存有其重孙荣定王朱翊珍墓）。农民起义军张献忠攻入常德，王府被严重破坏，明亡后，王府成了清巡抚翟浩的私宅。那些宫娥彩女们便流落街头，生活无着，沦为娼妓。因而北门一带妓院甚多，离王府不远的三板桥（现建民巷）就有不少“窑班”，大多是小市民、簰古佬和外来商贩玩乐的地方。而蔡家堰、果行泉一带的妓院大多是江浙鄂外来的妓女，他们还利用天灾人祸，收养一些逃荒的女童，传习琴棋书画、吹拉弹唱，使之成为艺妓。“堂班”是已向警方登记注册并按期交纳花捐税、领取了粉红色“乐女证”的合法场所。这里接待的多是较高档次的地方官吏、富绅巨贾等，他们一掷千金，挥霍无度。而北门靠西的矮城墙，则是窝棚式的私娼所在地，多是贫困妇女为生活所迫而出卖肉体的。她们当街拉客，即嫖即走。来此排遣的大多是做苦力的搬运工人等。在北门与之配套的茶社、酒楼、戏院也比比皆是。总之，解放前北门一带入夜后，即灯火辉煌，处处笙歌，饮酒嘻闹，通宵不息。人们在这里吃花酒、打花牌，寻欢作乐。1952年冬，人民政府采取了断然措施，取缔娼妓，一夜间便收容了妓女75人（其中暗娼24人）送到新生妇女教养所学习，使这些饱经蹂躏摧残的妓女获得新生，过上了新的生活。
常德四门这种各具文化特色、良莠杂存的格局，是常德百年来经济发展、沧桑变迁所逐渐形成的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这四门的旧日景状已逐渐远去。而今之常德，已非往昔所比，解放前，常德城只有一条肠子街（现人民路），如今已建成了十纵十横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，航空、铁路、高速公路四通八达。宽广明亮的洞庭大道，流光溢彩的武陵阁，高耸入云的电视发射塔，宏伟宽敞的火车站广场，漂亮的柳叶湖度假区，常德已建设成洞庭湖畔的一颗璀璨明珠，成为闻名全国的魅力城市、优秀旅游城市、全国卫生城市和园林城市。今日之常德，在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大道上迅跑，明日之常德，定会更加漂亮可爱！
附：新常德四门
新常德四门(又称常德四阁)均建在沅水防洪大堤上，从沅水下游往上依次为：
排云阁
春申阁
武陵阁
渔父阁
